2020年7月26日(庚子六月六日),北川、汶川都举办了以弘扬大禹精神,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系列活动,这是令每一个羌人高兴的事。
2008年5•12灾后重建,对于北川、汶川、茂县而言,本质上面临着“业态同质化”的问题:都是羌族聚居区、经济结构大同小异、都认同始祖大禹等等。因此,其重建也就存在着“内在”的竞争:看谁的规划和重建更有前瞻性和战略性。
如今回头来看,在文旅融合上,汶川略胜一筹;在古羌历史文化的挖掘方面,茂县略胜一筹;北川则因有安县的大片土地划入,其发展空间则是其他几县望尘莫及的。尤其是禹里、擂鼓等镇完全重建,也没有理由“画”不好美丽的图画。12年后,重建的成败得失,民生、民心和市场早已给出了高下、优劣的评语。
近几年来,北川、汶川都在宣传各自作为大禹故里的N多亮点,“禹羌文化”作为一个具有复杂民族、历史文化背景的概念,已逐渐为学术界和社会所认可。
北川,作为大禹故里(生处),无疑具有最丰富,甚至是压倒性的文献资料。劣势在于,大禹文化的硬件建设严重滞后和重建后的特色丧失。
汶川,虽然在作为大禹故里(生处)文献资料上毫无优势可言,但大禹文化的硬件建设和软件弥补抓得及时,加之重建的水磨等镇很有特色和个性,尤其是她还拥有九寨沟、阿坝州门户的优势。
茂县,县城的自然地理条件虽然比不上北川,但比汶川稍好。特殊的地理位置,使它有着川西第一州(茂州)州治深厚、绵远的历史文化积淀。尤其是重建后的羌城建筑群,无疑是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最佳“抓手”。但是,就个人的感受,那片壮观的羌城建筑群,仍缺乏一个将之串联、激活的“灵魂”,而这个“灵魂”,则非大禹莫属。一是可在适当位置,建一功能类似纪念馆的“大禹非遗研究中心”(或大禹研究中心),塑大禹雕像,“配套”祭祀功能所需的场地和文化设施,融入九寨沟、黄龙寺大旅游景区,加上未来铁路带给茂县的交通之利,文旅融合的成效一定不差。二是恢复历史上的大禹庙。
不论北川,还是汶川、茂县,以“大禹”为资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都无可非议,也不需要争论谁是谁非一类毫无意义的低层次问题。同为大禹子孙,只要认同大禹精神,尊奉大禹祖先,
谁都可以在任何地点搞大禹纪念设施和祭祀活动,因为它的最终目标是谋求民生。
羌族地区多大禹纪念设施,不能理解为简单的重复,而是大禹与这个民族关系的重要体现(如同沿海处处有妈祖庙一样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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